高开网竹之道vs丝绸之路：竹子如何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隐形桥梁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奉命出使西域月氏国的张骞，历经重重磨难回到长安。原本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只有汉中人张骞与奴隶甘父两人顺利返回。虽说这次耗时十四年、牺牲百余人的“跨国统战”任务以失败告终，但也带回了意外的收获。

张骞出使西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归来已近不惑之年的张骞，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访问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遇到的一件奇特之事。张骞等人在距离汉朝一万两千里之遥的大夏国，竟然看到了中国蜀地所产的筇竹杖和蜀布。后经仔细打听，才得知这些筇竹杖和蜀布是大夏商人从身毒国（即古印度）贩卖而来的。张骞猜测，身毒国的筇竹杖和蜀布，应该是从蜀地经汉朝西南地区输入的。也就是说，当时除了张骞经西域凿空的道路即“张骞道”之外，还存在另一条更悠久的交通和贸易路线。而且这条隐秘的路线并未止步于大夏国，而是一直向西延伸，直至地中海沿岸。这条迥异于19世纪以来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流通道，谈晟广称之为“竹之道”，并首次加以系统梳理写作成书，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以下简称《竹之道》）。

《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谈晟广著

谈晟广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艺术史博士，曾师从已故旅美著名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学者方闻教授，所编方闻《中国艺术史九讲》荣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谈晟广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要策展人，同时又致力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国艺术史和东西文明交流史研究，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青年艺术学人。近些年先后策划了多场东西文明交流大展，如“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2019）、“攻金之工：亚欧大陆早期金属艺术与文明互鉴”（2023）和“抟埴之工：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陶瓷艺术”(2024)等，引发广泛关注和报道。

除了策展，谈晟广还擅长以图像证史。他认为，作为非文献的证据，图像能够讲述文本叙述所不能呈现的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图像本来即历史。甚至基于艺术与考古的图像研究，还能纠正文献中的错讹或给文献断代等。新出版的《竹之道》一书，正是他坚持的“图像即历史”治学路径的直接见证。

筇竹杖

《竹之道》所讲的“竹之道”，并非考证关于竹子的东西方交易及其路线，而是以筇竹杖及竹节衍生符号为主线，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大量的海内外文明遗存、考古文献、民俗旧典、田野调查和正史材料相印证，用图文互见的形式串联起三星堆文明、古滇文化、印度史诗、欧亚草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地中海早期文明，呈现出人类早期跨文化的文明共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本独特的关于竹的思想文化史。

《竹之道》一书除了引言和结语，主体部分共有八章，分别探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竹祖崇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与青铜“神树”、古代蜀地的竹子崇拜、云南青铜时代的竹子崇拜、早期印度的竹竿祭祀与杖文化、近东地区的节状圣物、中亚至地中海的多节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香炉与灯台等，时间上跨越了上古时期、青铜时代、古典时代、帝制时代与现当代，空间上涵盖中国西南、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两河流域、地中海等，研究方法涉及考古学、艺术史、民族学与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别开洞天，将艰深学术转化为生动叙事，剖析了司空见惯的竹子如何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隐形桥梁”，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佳作。

旧时川南竹海供奉的竹王神像，选自唐长寿《荣县竹王祠的发现与薛涛〈题竹郎庙〉诗》一文。

谈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读者们想必会率先想到研究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等作品，肯定不会想到筇竹杖和蜀布在很早就已经向古代西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谈晟广从司马迁《史记》所载“张骞的发现”入手，终于揭开了这一流传了两千余年的谜团，揭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全球史脉络。

相比于丝绸和瓷器等，普普通通的筇竹之杖，何以被大夏商人视为奇珍异宝？谈晟广研究认为，这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崇竹文化大有关系。筇竹，即邛地之竹。邛地位于四川与云南交界处，其核心是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广大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不同民族间均流传有大量和竹崇拜相关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夜郎“竹生夷王”与“竹神”之祀。

因成语“夜郎自大”而广为人知的夜郎国，是战国至汉代时期，由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的政权，其范围主要包括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据《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史志书记载，有一女子在遁水边洗衣，三根大竹流入足间，推开不去。听见其中一根竹子发出婴儿声，女子持竹而归，破竹得到一个婴儿，长大后因文武兼备，成为当地部族的首领，也就是夜郎侯（王）。生他的破竹后来长成了竹林，并建有竹王祠加以祭祀。夜郎人的竹王崇拜，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浓厚的崇竹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作者仔细梳理发现，西南地区留存有大量与竹相关的信仰，“体现在从创世神话到祖先崇拜、祭祀礼仪等不同的层面”。这种广泛存在的竹被赋予特殊神异性的文化传统，其实源远流长。竹王崇拜不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广为流行，而且早已扩散到更广泛的地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祖先祭词和死亡祭词等，“保存了大量早期族群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理解从古蜀到古滇地区早期的思想和观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

和夜郎国一样神秘而闻名的古国，还有“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蜀王本纪》）的古蜀国。古蜀国的历史源头至今没有定论，但至少从西周初已经是周的友邦，曾派兵协助周武王灭商。在古蜀国先王中，最有名的是杜宇，又名蒲卑、子规，死后号望帝。传说他本是蜀地的一个猎人，用仙人所赐竹杖制服了岷江上游作怪而引发洪水的恶龙，又打死五虎山上的五只恶虎而救出龙妹，从此蜀地风调雨顺，百姓乐业。当地百姓把他视为农业神，农时祭祀。结合蜀地传说、口传史诗及汉文古籍，作者指出，竹杖已被视为神杖，不仅可以降伏妖魔鬼怪，甚至还有起死回生的神异功能。不过，这些毕竟是后世的记忆和文字记载，要完全证实古蜀地早期真实的思想与观念，离不开实物依据。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号大型铜“神树”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6年和2021年，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了两个和六个祭祀坑，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陶器、石器、玉器、铜器和金器。考古人员发现，许多祭祀坑内填埋有大量以竹为主要成分的灰烬，可见当时存在用竹进行燎祭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一号坑中还出土了一根罕见的金杖，金杖上端饰有人首和两组一箭贯鱼鸟的图像，谈晟广认为这种纹饰可能象征贯通天地；二号坑又出土了八株青铜“神树”，其中经修复较为完整的一株超大型“神树”，高达近四米。在谈晟广看来，节状“树”干的原型可能正是蜀地最为常见的竹子，而大量出现的凤鸟，符合古代大量文献所载凤“非竹实不食”的习性。再加上金沙遗址出土木雕神人像等考古发现，他指出，这似乎暗示着“神树”与金竹、木雕神人与神祖的对应关系。他指出，三星堆“神树”实质反映的是早期中国竹崇拜，这也可以从蜀地及其周边大量出现的摇钱树得以进一步证实。

从中国西南地区开始，沿着筇竹杖的传播路径，谈晟广在《竹之道》一书中继续向前追索中国云南、缅甸、印度、阿富汗、伊朗、两河流域直到地中海地区早期文明中的竹崇拜文化，尤其是重点梳理考古发现中的竹状衍生符号，借助各类考古图像，挖掘不同文明中竹状器物或竹状纹饰所隐含的思想文化内涵。“无问西东”，谈晟广用筇竹杖，撬开了中外交流的隐秘大门，展现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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